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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·仇英《清明上河图》中，一家名为“集贤堂”的书坊前，店主正在招待顾客

唐代，书肆已经融入生活日常。

“军士游书肆，商人占酒楼。”（刘禹锡《酬令狐相公早秋见寄》）

唐代的街市一景，在这句诗里被留了下来——兵士闲暇时去逛书店，商人则聚集在酒楼。书店，已经是唐代城市里重要的文化生活场所。

“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，有人买得研神记。”（吕温《上官昭容书楼歌》）

这是唐诗里最像我们今天“书店购物”的记录——诗人在洛阳南市的书店里，亲眼看见有人买到了珍贵书籍《研神记》。一千多年前的洛阳街头，繁华的书市里，人们也在为一本好书而驻足。

“得钱只了还书铺，借宅常时事药栏。”（张籍《送杨少尹赴凤翔》）

这句诗刻画了一位爱书人的窘迫——刚拿到钱，第一件事就是去还书铺的账。一千多年前的买书人，也有他的不易。

明《南都繁会图》中的书铺招牌
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
到了宋代，商业更加发达，书店文化更盛。此时“书肆”之外，也有了“书铺”“书坊”“书林”等叫法。

南宋临安有一位著名的书商叫陈起，在棚北大街开设书籍铺，刊刻了大量唐人诗集，世称“书棚本”。

诗人危稹专门为他写了一首《赠书肆陈解元》：“兀坐书要自切磋，阅人应似阅书多。未知买得君书去，不负君书人几何。”

诗人与书店老板探讨读书与识人的道理——你卖了这么多书，有多少人真正对得起读过的书？

另一位诗人叶绍翁也写过陈起的书铺：“官河深水绿悠悠，门外梧桐数叶秋。中有武林陈学士，吟诗销遣一生愁。”

诗人笔下的书店，清幽雅致，店主更像一位以诗书遣怀的文人雅士，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“网红书店”。

明·王咸 《虞山毛氏汲古阁图》
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
元杂剧《张生煮海》中，张生出场自我介绍：“小生潮州人氏，姓张名羽，在此郡城西门外，开一个小书铺。”在元代，开书铺已是常见的营生。

及至明代，书坊不只是卖书，更刻书。明末清初诗人顾梦麟在《题汲古阁》中写道：“一阁此贯穿，上下缥缃俱。”说的是毛晋汲古阁藏书刻书之富——满楼缥缃（书籍的代称），犹如置身书海。

毛晋先后刻印《十三经》《十七史》及唐宋诗文别集数百种，校勘精审，纸墨考究，至今仍是古籍收藏界的珍品。汲古阁之外，明代书坊遍布各地，既是刻书卖书之所，也常有文人聚集其中，论学谈艺，互为声气。书坊，已是晚明文化网络中不可忽略的节点。

明《皇都积胜图》中街道熙熙攘攘，一个小小的书摊前，摊主正安静读书

故宫博物院藏

“书店”这个词，也是在清代开始被普遍使用的。

清代诗人王恭在《挽晋安何文学被役卒辽东》中写道：“芳城书店悄，残日穗帷幽。”

黄昏时分，城中书店安静的氛围，被诗人永远地留在了纸上。二百多年前的福州，有书店，有落日，有一个诗人在门口驻足。

另一位清代诗人王允皙在《南后街灯市》中写道：“酒垆隔巷怀良慰，书肆连墙憩更宜。”

清代福州南后街灯市，酒馆和书肆隔着巷子。诗人说：在酒馆喝酒当然好，但我更愿意在连墙的书肆里歇脚。热闹与安静之间，古人早就做了选择。

曾经的世界书局

商务印书馆（1897年）、中华书局（1912年）、世界书局、大东书局、开明书店……民国时期，上海福州路一条街上集中了“四大书局”，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源地。书架前的读者里有鲁迅、茅盾、老舍、巴金，他们不只是在买书，是在塑造一个时代的精神。

作家、学者曹聚仁在回忆录里写道，三十年代新起的三家书店——北新书局、生活书店和开明书店——都带着书店老板的性格：“北新”如李小峰之深沉，“生活”如邹韬奋之活泼，“开明”如夏丏尊之持重，再加上章锡琛的精明。

书店有了性格，书和人也就有了去处。

成都的书店街又是另一番气息。祠堂街的格局小而密，西玉龙街的旧书摊前总有人驻足。学者何韫若在《锦城旧事竹枝词》里记下了这些日常：“琳琅满目读书香，不逛公园逛店堂。开架任君随意取，一卷忘饥坐中央。”隔着大半个世纪，成都书店里的模样，被他的文字留了下来。

1937年4月24日，延安清凉山万佛洞的一个石窟里，新华书店诞生了。

新华书店成立之初，毛泽东同志就作出指示，“哪里有人民群众，哪里就要有新华书店”。他还曾三次为新华书店题写店名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新华书店成为图书发行的主渠道，遍布城乡。如今，它早已不止是卖书的地方——从大型书城到社区书店，从校园书店到乡镇网点，新华书店正以更多元的方式贴近读者，回应着人们对阅读、对文化空间、对精神栖居的种种期待。

许多门店完成升级改造，引入咖啡、文创、展览、自习、研学等业态，成为集阅读、文化体验、教育服务、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。

在信息纷繁、节奏加快的时代里，新华书店始终为公众保留着一片安静的精神腹地。

编辑：林   溪

终审：何光宇